圖(一) 吳以義教授演講情形.jpg


      1859的進化論產生不僅影響了英國的發展,也帶給了整個世界時局震撼。由於科學理論上的準備(生物學、地質學)以及英國實現海權上的需求(英國的重商主義、帝國主義政策對於全球資源的需求,以及航海,造船等相關技術上的成熟),開拓了其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霸權。而科學革命以來對自然科學地位的認定及歸納方法也普遍獲得接受。中國在遭逢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等外國勢力入侵後,也不得不對西方的船堅炮利感到敬畏,進而設立相關洋務機構,以期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標。然被中國派出去西方學習西方科技的人才,卻因為切入觀點的不同,而對於西方的科學和技術,甚至是一些進步的發明(如電報),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宣揚西方科技重要的旅外人才,回到中國後卻鮮少被重視,甚至被歸類為「崇洋媚外」,進而使這些對於國事衰微有所感觸,並希望將西方的進步能推廣到中國社會的相關人等,終究未能一展抱負,而消失於歷史的洪流之中。

      然後這些有志之士,從國外的科技中看到的是「技術」的層面,也就是技術層面的實踐。對中國而言,西學東傳有兩個特徵,其一,這是種物化了的力量,因此它的傳播勢不可擋。其二,技術的巨大實用價值淹沒了科學所蘊含提示的深刻內涵,因此科學精神並未得到彰顯。中國熱衷於學習西方的技術,但鮮少論及西方的科學。所謂的科技是可以一分為三的,其一為哲學,如啟蒙運動,這是吸收了科學的基本信念和方法;其二為科學,即自身存在的依據;其三為技術,如工業革命產生了社會和經濟的效果。其中科學是對自然的理解,也就是用理性整理經驗事實;技術是對自然力的利用,也就是利用自然的知識來做事。科學和技術這兩個領域常常緊密相連,有時甚至密不可分,但並非從來如此,也並非必然如此。而1875年前後的中國人,對於科學和技術的看法而言,很顯然是重視技術的實踐效果,而忽略了科學對於知識啟發的重要性。兩者相較,中國是相對欠缺科學精神的概念的。而這現象直至今日,依舊存在延續,東方社會從西方社會所學到的科技,仍然是以技術層面為主,科學的概念啟發,仍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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