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進老師（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教授、各位學術界的朋友們大家好。我剛剛看院長發表了一段精采的致詞，就離開會場，感到很遺憾，因為我對他的話有很多共鳴，無法即席和他對談。這位外國院長讓我很感動。第一，外國人能把中文不僅講得內容如此充實，用語也這麼準確精采，讓我非常震撼。第二，今天大家來這裡共同討論的題目，本來是有關於中國歷史上的戰亂，但一來到中央大學的雙連波，迎面而來的是古松參天，群樹扶疏，一切都這麼肅穆寧靜，我一下子整個心都安穩了下來，私毫沒有歷史戰亂的焦慮感。我覺得剛剛院長講得很切題，不是一般的客套話，是有學術實質的行家話。他先稱讚我們這次的計畫，不是一塊一塊，而是有一個脈絡，這是剛剛院長講的第一個重點。另外他又說，在文學院裡人文的訓練是會影響一個人對所有事情的觀點，這是我覺得他第二個最精彩的地方。第三，他認為這個計畫又深又廣，我想他在這裡講到了重點。所以我當時在電話中，聽到王教授要進行這樣一個整體的計畫時，我覺得中國文人的心靈歷史，其實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大框架裡面：一個是動亂，一個是分裂與統一。所以這個題目掌握到歷史的重點。可是以前我們傳統研究文學的主題，大概最多的是「士不遇」、「生離死別」，或「仕」、「隱」、「出處」。很少用這麼宏觀的歷史視角切入。「動亂」的問題當然有。杜甫就寫動亂，杜詩的大多精華其實就是在反映文人在世亂中的堅持與理想。所以在這個研究中，杜甫就劃得進去。因為這個題目帶有異代鼎革及所有世代的大轉折。可探討的問題既深且廣，在這裡我就試著就我自己的研究領域，尤其是從六朝學的角度，看看能否對這個計畫提供一點意見。
關於六朝，我覺得郭永吉老師一下子就抓到六朝的一個重點，比如說談「庾信入北」及江淹、王褒的時代處境。我想先從這個題目對我來說何以如此具有吸引力的緣故說起。
「庾信入北」向來是中國文學史的一個不斷地被討論的議題，其實我們可以把「庾信入北」與「徐陵入陳」擺在一起來對立思考，然後再把這個議題跟「江淹入齊梁」、「沈約入齊梁」視作三個區塊擺在一起。「庾信入北」，歷史上對他定位好像褒貶異辭，而江淹、沈約入齊梁，史家也認為他們不忠，但是「徐陵入陳」的評價卻又完全不同。為什麼「徐陵入陳」會有這麼大的區別？我覺得這三個區塊值得我們再深入去探究。我覺得中國文學的研究，這十年我們常常被西方的術語綁架束縛，原因是大家對從歷史文獻本身出發，進而追溯歷史議題的能力不足，也就是我們不知該如何織構出一塊屬於自己的歷史藍圖。每一個學者都應有一個由自己治學過程織就的歷史版圖，如果能把所有的問題放在自己的歷史版圖時，就連是一個玻璃珠也會變成鑽石一樣，閃出具有魅力的光芒。如果你沒有自己的一個歷史版圖，那就等於胡亂將鑽石埋在瓦礫堆中，往往被埋沒在荒蕪的史料中，所有的議題將顯不出它獨特的光芒。當然只好拼命引用一些學術術語，來加以濃妝豔抹。
現在就從這三個區塊來講好了。「徐陵入陳」為什麼未有史家批評他的道德？因為蕭梁入陳跟齊梁鼎革的性質雖然同屬六朝異代，但其本質完全不同。蕭梁代自從梁元帝遷都江陵之後，兄弟互相殘殺，那一種全國崩毀的方式，跟由東晉入宋或蕭齊入梁完全不一樣。所以陳霸先的崛起，是在梁末民心盡失，再加上北方胡人極欲摧毀南方的垂危之際，然後陳霸先以拯救生民於塗炭的姿態掘起。所以徐陵入陳，沒有任何的道德愧疚。因此，這就是在談南朝世變與文人關係時，要怎樣將歷史事件再細緻化，進而與議題聯繫的竅門。我們以前文學史的研究，大部分還是用中國通史的方式解釋文學史，所以大家會說「我們找不到題目」、「我們必須要用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來解析我們的文本」。我認為這一些新的術語都可以用，但是須內化在我們的思維中，最有創意的議題，其實應該由歷史文獻去詰問歷史問題。
其次，剛剛王教授說我是研究六朝的，其實我最近也很想掙脫六朝的束縛。我覺得一個讀書人，總是到最後會期望自己的治學領域由深到廣。換句話說，希望讀書能真正改變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對世界局勢的分析、尤其是對當代海峽兩岸發展的關懷。所以這種關於「鼎革異代」的議題，其實還有好多可以開拓的。比如剛剛講到明代，王漁洋在整個中國文學史裡大家只談他的神韻，其實大家忽略了他在講他「神韻說」的時候，「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後面，夾帶了一句「士君子處世，宜當如此」。所以他的「羚羊掛角」不是只有文學，而是提醒士君子如何在世亂中無礙無滯，天馬行空。王漁洋跟顧炎武差二十一歲，可是兩個人後來對自己的道德使命的抉擇與際遇卻完全不同。顧炎武不得不作明末遺臣，因為他必須在歷史道義的傳統下，扛起時代的悲劇。王漁洋則有兩個歷史的的機遇：第一個機遇是他家五世都是山東望族，稱為明代的忠良之後。可是很巧，他的父親那一代雖都殉身於崇禎之亂，但卻不是直接亡命於清人，而是死在李自成之手。這是很巧妙的歷史因緣。因為李自成打了北京之後，又打到山東去，所以王漁洋父親那一代都陷身於那一場浩劫，但也使王氏家族成為明代忠良。而清人入關時卻與王氏沒有直接的關連，這是第一個際遇。第二個機遇，則是清朝入關時他只有十歲，所以等到他二十歲的時候，整個時代的軸輪已經改變了。我們如何討論顧炎武，又如何討論王漁洋在世變中的道德處境，其實就是一個意味深遠的議題。又如我們討論陶淵明、謝靈運的時候，就有不一樣的看法。以前我開陶謝詩，大家都說陶謝中好的事情都跑到陶淵明身上，而謝靈運卻背負著不忠不義、反覆無常的原罪。可是大家沒有想到，他們兩個人其實也相差二十歲，如果將顧炎武與王漁洋的討論方式，移轉至陶謝二人，那這個研究的框架就會大了許多。
再來就是談六朝，我最近自己沈溺在三國史。上次王教授電話中跟我邀約這場盛會的時候，他有有一點抱歉，因為計劃中沒有納入三國。其實王教授可以放心，三國本來就是在六朝的「責任區」範圍中：三國、魏晉，然後宋齊梁陳。在三國的場域裡，如果談世亂中的知識份子，絕對不能忘掉兩個人。一個是陳壽，另一個是常璩。這兩個是真正大家。因為陳壽是由蜀國入北到西晉國當官，所以他的《三國志》大家懷疑他的立場不夠堅定，傾向曹魏。但是後來學者發現並不盡然如此。以當時的情況，曹魏才是真正的文化中心。你看我們的阿斗、我們的劉備都沒有流傳下任何一首詩。而曹操自己寫得一手好詩，他的兒孫也都成材。所以教文學史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曹家值得欽佩，但是一進入《三國演義》的世界後，就完全兩樣了。我早上在「魏晉南北朝」的課程中，還在贊嘆曹氏父子。下午開《三國演義》的時候，就恨極了曹操。所以中國的文化迴旋的能量有時候非常之大，一本《三國演義》可以完全徹底改變我們的思維。所以陳壽變得很重要。大家認為陳壽沒有勇氣去揭發曹魏、司馬氏、高平陵事情真相的力量，但我認為不是這樣。因為以真正的《三國志》的字數，魏書大概是三十卷、蜀書十五卷；換成字數魏書是二十萬字，蜀書只有四萬多字，這本來就應該是魏國居多。陳壽居然能以《三國志》將當時中國的分裂、鼎足三分的歷史趨勢看得那麼清楚，如果今天沒有陳壽的《三國志》，大概我們的歷史上就沒有三國史。因為只有《三國志》問事之後，後面的史家才知道那一段歷史曾有三個政權互不隸屬。所以如果談亂世下的知識份子時，若將陳壽加進去，或許會精彩一點。
第二是常璩，他的《華陽國志》在歷史系、中文系都很陌生，我們將其視為地方志來看，但他其實非常重要。常璩的《華陽國志》和陳壽的《三國志》是同時站在蜀國立場來看歷史。
以上我提供一些建議，希望能有一些幫助：第一我希望在做的時候，能把三國史納在魏晉南北朝裡；第二希望能加入徐陵入陳和庾信入北、江淹入梁，三個對照起來，問題就不會只是一塊一塊的。而是變得有很深很廣的脈絡，盤根錯節相互交織在一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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