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建俊老師（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在成大開魏晉玄學，平常跟學生講：「什麼叫『玄』？」「玄」就是「于有非有、于無非無」，這是在裴頠〈崇有論〉裡講到的。從有而非有即是無、從無非無即是有，這其實就是有無共通、會通有無之見。在講話時，魏晉常提到「意在有意無意之間」、「無可無不可」、「兩得其中」，你說這樣就不是這樣、你說不是這樣就是這樣，就是「玄」。所以講話與行為讓人摸不著，這就是玄。我們現在來看中央大學這個計畫，也可以嘗試著從方法論上談，因為湯用彤在講魏晉玄學方法論的時候，提出「言意之辨」的命題。所謂「言意之辨」，不只是用「隱解」的方法，還有「神解」、「義解」、「妙解」、「精解」等，合之為「玄解」。就是說不是表面的，他是要把文字背後的意涵勾勒出來，所以其實是創解。經常在創解之前先為了標新立異而故意誤解，誤解了以後他才會有新解，所以嵇康就講到文章一定要有「出位之思」。既為「隱解」就不是「顯解」，而是創解，其實也是一種誤解，是故意要誤解的，也就能別闢蹊徑，而不停留於「凡解」。
又如我們評價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賢時，是放在《世說新語》的〈任誕〉、〈簡傲〉來看，這樣就錯誤了。因為如果將竹林七賢放在任誕，這樣就錯解了竹林七賢的精神。竹林七賢是追求自由、自我，是勇於對虛偽禮法的批判，是嚴肅性的。這樣的話，若把他當任誕，無形中就貶抑他了。我們在「言意」之辨察下，要「瞻形得神」，要在他們放蕩的行為背後，去掌握其精神。現在我們去重視、去耙梳魏晉的知識論，從認知的層面來檢視的話，又可以出現另一番面目。你看魏晉的一些名論，像是阮籍有〈達莊論〉、〈通易論〉、〈通老論〉，這種可以說是「通解」，或是「達解」。這是從讀了《易經》、《老子》、《莊子》後，自己隨興海闊天空的提出一些看法，但這是阮籍義，而不是真正的莊子義。又如向郭在注解《莊子》的時候，他是隱解《莊子》，而不是「顯解」之受文本侷限。總括魏晉的知識論，我稱他為「玄解」。玄解也括「瞻形得神」，其與言意之辨裡的「寄言出意」是相配合的。
另外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如我們一般看高平陵事變時，或本陳寅恪等把它看成是漢末以來儒學大族與閹宦集團兩股勢力的爭鬥。其實是曹氏黨與司馬黨的政治鬥爭。但這政治鬥爭中，因為司馬氏不擇手段誅除異己，導致當時名士少有全者，所以在高平陵事變後，使得名士憂患意識增長，遂一轉而晦其智、誕其行，並由憂生而求保生，由保生而貴生，而惜生，而樂生，也有注意養生。也因為這一個事變，由何王的正始玄學轉至竹林玄學，由實談而虛談，社會整個價值觀跟著改變。漢代和魏晉有很大的差異，如漢代重群體、魏晉重個體；漢儒講名教、魏晉講自然；漢朝的形上思維是氣化論、魏晉則是形上本體論；漢朝較重歸納法、魏晉則是演繹法；漢朝是博學鴻儒、通經致用，魏晉的代表人物則是名士，不守章句訓詁；不守家法，師法，注重早智夙慧，治學重會通大義，重才智勝於修德；是由儒到道的轉折，以玄心、洞見、深情、妙賞為特色的「風流」行止，寖染成俗，是辨名析理，求拔新領異；是自標新義、自作子書的新學風。此抽象思維的締建、學術的開放與思想的多元等，都由「易代」所激而成。
此外，「名士」又跟漢末的「英雄」有關，這當中是一個可以考察的觀點。因為在亂世時創大業待英雄，但到魏以後英雄幾乎是不存在了，而是由高門貴族、時論清流名士為主。如果說竹林七賢是「名士」，但有的又歸在「文士傳」，如《三國志》乃歸「文士」，而《晉書》則列於任達「名士」。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也就是知識份子的多元化，知識份子變得非常複雜，如魏晉經常出現名士傳、文士傳、隱士傳、高士傳、高僧傳、名僧傳、居士傳、賢人傳、神仙傳等雜傳，可以這樣講，在易代之際時，知識份子也會有所分化，會分化得非常多元、複雜，會由仕途走向隱逸，由濟世走向出世，會佯狂，會落拓，會求道慕仙。由正始到竹林、竹林到元康、元康到東晉，東晉時又加上一些高僧、隱逸、仙道、文藝創作者，其或列〈文苑傳〉，或列〈方伎傳〉、〈藝術傳〉、〈隱逸傳〉、〈儒林傳〉，可見在亂世時知識份子會產生分化，即使是同一個人，也會有不同的面向，如嵇康既列入名士傳、文士傳，又列入神仙傳、高士傳、賢人傳。
另外，從史傳中我們可以看到知識份子有時會去效法阮籍、王衍、謝安、王導等名流，這是一種「模擬」。「模擬」可以蔚成風俗，如慕「隱」、慕「達」，都造成風潮。而為什麼竹林七賢會被效法？這是因為他提供了七種不同的處亂世、易代之際時的處世方式，而他們的精神實際上都是很莊嚴的。如嵇康的正面抗爭，阮籍的應變順和，山濤的淳深淵默，劉伶的醉酒任放，王戎的榮利自晦，向秀的著述立說，阮咸的土木形骸，各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在改朝換代時，若我們知識份子行止的改變，也是一種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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