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明老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我在中大開一門《昭明文選講讀》，所以，可以充當一下做六朝的。實際上我專業就是做批評史，就是文學思想。所以幸好我還有一門課，就是在中大開《中國文學思想專題研究》。那麼這門課正好跟今天的題目有點關係，因為我正好選取了中國歷代文學當中的五個斷代時間，然後提供一些重要的篇章，來跟同學們一起討論鼎革異代之際的文學思想，和知識分子的一些回應時代的方式。所以這個題目其實我非常喜歡。王老師在給我出了這個任務之後我這兩天都睡不著覺，因為想的東西太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就是說老是思考而不寫的話很痛苦，所以剛剛寫好一篇小文章來充數一下。題目叫做〈釋王夫之的踐身心之則〉，就是一個義理方面的題目。因為楊主任也跟我講到說，中大中文系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文學和義理一個非常好的結合，算是我對這個命題的思考。
王夫之的一個題目叫「踐身心之則」，那是他的一個很重要的關於易代之際的思想。剛才王老師講到了這個鼎革易代之際，還有像江老師也講到了六朝的知識分子回應時代的方式，其實是很多種的。但是王夫之這裡講的主要是儒家的知識分子，所以我們要把他題目限定在儒家知識分子。儒家知識分子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回應時代方式的、回應世變的一個精神傳統。很多我想是這五個字，「踐身心之則」。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就是說孔子在那個地方，其實還是有很多選項的，可以去做流亡的流浪者、可以流浪、可以隱居、可以抵抗，有不同的選項。那他的核心價值是道。「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論語》當中講到，大亂的時候，那些抱著禮器的樂師，宮廷的樂師，太師什麼什麼的跑的跑。錢穆先生有一句很蒼涼的話，很傷心的話，叫做雲天蒼涼之悲啊。我想，錢穆先生是個當時就體會到自己的一種痛苦，就是文明崩潰、價值破裂的那個時代，這可能是一個最大的世變。所以我在想這個題目，我們中國的歷史這麼多年當中真正的大的世變，其實是近代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以前的價值系統都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破壞、破裂。無論是明清，哪怕就是說牟宗三先生就曾經說過，中國文化嘛，亡於明亡之時，劉蕺山自殺之後，中國文化就亡了。因為異族嘛。但是實際上呢，清代還有很多很多的延續，所以我們不能說這個就是定論。但是到了近代這個確實是個重大的變化，近代的變化一直延續到現代、直到今天。也就是說中國文化講最大的世變，就是傳統和現代之間很大的變化。
傳統和現代之間最大的變化當中，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一些表現。對於知識人來說，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知識人本身這個概念便有不同的變化。或者簡單一點的說就是知識人到了現代社會，知識人可能不太想做菁英了；而古代社會、傳統中國的知識人，就是菁英。菁英就是知識人，知識人就是菁英，這兩個東西基本上就是同一的東西。要做知識人、要做讀書人，就是做菁英，特別是做儒家知識分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那到現在的話就不一定了，現在的話，知識人可以不做菁英，我們可以不做菁英也可以做知識人。那這裡很大的問題我想透過王夫之的「踐身心之則」這個概念來說明一下。王夫之這個概念實際上有個很重大的思想史的命題跟回應，可以回應三個可以討論的空間：第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是馬克思．韋伯所講到的。馬克思．韋伯說：中國儒家思想主張一種秩序的理性主義，主張一種注重現世，也就是說不對抗的，跟那個社會、跟那個現實可以不發生一種對抗的關係。然而是不是這樣子呢，我覺得如果從王夫之的觀點來說，便不是這樣子的。第二個可以討論的空間就是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剛才王老師講的很重要的概念──的歷史版圖。我個人感覺一個很重大的歷史版圖（特別是對大陸知識分子來說），就是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的毀滅史，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歷史版圖，我們要把一個版圖做為我們的框架來思考問題。第三個很重要的討論空間就是後現代有關於知識和文化價值的虛無化、空心化。好，現在我們就來講一下「踐身心之則」這樣的問題。
剛才我講到了，孔子其實在那個地方是有多種選項的，或者「殺身成仁」；孔子也講到了或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抵抗；或者呢，可以隱居起來，可以離開。那麼在這當中，在不同的選項當中，怎麼樣去化解不同選項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是怎麼樣取得一種安頓，身心的安頓。王夫之便提出「踐身心之則」來化解其中的不安。他是這樣說的，他說：「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且互為興替，其合也」，就是當它們合在一起的時候，「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也」，當它們分開的時候，破裂的時候，儒者之道、儒者之統和帝王之統分開、破裂的時候，「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注意囉，孤行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獨立性，一個相對的獨立性在裡面──而且是無所待，不是有所待，是無所待，「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已，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就是說這樣的一種孤行而無所待的、一個守住這個道的，「守死善道」便是《論語》當中所講到的。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忍自廢。不忍自廢就是這當中跟他的生命是在一體的，道成肉身，或者說是國身通一的。這樣的一種共體的關係，用王夫之的話就是「踐身心之則」的概念。那麼，當然這問題蠻複雜的，關係到孟子的踐形理論之類的，我們這裡沒有辦法來展開。但是至少有三點能說的，第一點就是「踐身心之則」，道既然是從身上過，那就不完全是個人的事情，包含一種責任的意思，包含一種責任，不完全是個人。孔子在《論語》當中兩次哦，回答學生的提問。那學生說：管仲這個人到底怎麼樣？桓公殺了公子糾，那管仲跟公子糾是在一起的，你為什麼不死？孔子很明確的回答他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這是最好的仁，這裡有種大仁。另外一個子貢就問：「管仲非仁者與？」，孔子還是回答他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他不是匹夫匹婦的一種自殺啦、自盡啦，倒在溝裡面啦這樣的一個小勇。所以管仲的生命特質當中，有大事機緣在孔子這個地方，是要完成歷史生命當中的大仁；而換句話說，就是對天下的責任。所以我不同意李澤厚曾說的仁只是一種心理原則。李澤厚的那個心理原則看起來好像很對，其實不符合《論語》語言的上下文脈絡；它已經突破了這樣一種限定，管仲完全可以突破君臣大義對忠的限定，去踐行自己的身心之則，這第一點。第二點，身心之則的概念不是抽象的三綱，而是跟大義相通又是跟個體相關的。因為它不忍自廢嘛，它就不是一種僵硬的規定，生死之間的選項是可以有變化的。第三點，簡單說一下，既然身心之則與道相關，而根據陳榮傑的觀點來說，道統實際上有兩個輪子：一個是尊德性，一個是道問學。也就是說，知性的、德性的這兩個方面都是道的內在的涵義，因而身心之則籠統的來說，就是知識人之所以為知識人的品性；換句話說，我們把身心之則的概念跟道的概念放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說，它有很重要的兩方面的輪子，包括了孔子所說的好學、樂學，這樣的一些內容觀點是連在一起的。孔子所說的志於道，其中也包含了志於學的內容。我們進一步可以引申，做為知識人，也就是說以知識來安身立命的人，只要你對知識與文化的價值有一份發自內心的喜好與相信，那麼，你對於知識與文化的價值的尊重信任，就同時也是對於自己生命的尊重與信任。因為知識分子對自己生命，對自己品性的一個界定，所以他本身就是對自己的一個自尊和自信，這樣子就是實踐了自己的身心之則；反之，當你放棄了這種尊嚴，跟著其他的東西走，那麼就儒家的觀點來說就是自輕自賤，就是失去了知識人的自主。我這裡有很多文獻，就不一一的去講。
那麼從這樣的角度觀察儒家的知識分子當中可以有四個類型。第一個類型的話就王國維式的。王國維自殺了，王國維之所以自殺，其實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大趨勢有一種非常深厚的而且是悲觀的洞察，所以他放棄了。這個是儒家知識分子的一個信守。第二，就是除了王國維這種決絕的棄世之外呢，那就是陳寅恪式的。陳寅恪是反抗，很明顯的反抗。他接收了這些思想獨立的、思想自由之精神，對二十世紀有大的超脫的反抗，抵抗。第三種呢，我覺得是像香港的饒宗頤先生（我寫過一本他的學記，算是有點瞭解的），他實際上是一種流亡。那麼還有第四種就是錢鍾書式的，錢鍾書就是沒有辦法逃，但堅守住自己知識的本性，堅守住自己知識的愛好，堅守住知識的尊嚴，還有守住了做一個知識分子的本份。
我再最後補充一點，對二十世紀知識人的毀滅史當中，二十世紀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最大的成功之處就是毀滅了知識人的尊嚴和自尊，糟蹋了他的自信，在知識人的主體當中注入罪惡感。所以至今，知識人不能自愛，不能得到他們的身心之則，這是最大最大的悲哀。好，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相關資料連結：釋王夫之「踐身心之則」－－傳統知識人回應世變的精神傳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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