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倫老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世變」這個主題在每一個朝代都會出現，但是每個人對於怎麼樣定義「世變」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假若每個學者能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自己的歷史版圖，可能會看出一些不同的面貌。當我們在談論南宋的「遺民詩」這個題目時，可以回溯一下唐朝末年到北宋初年、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的文人，他們也同樣經歷了一次世變。可是他們的反應相同嗎？以下我就以「五代到北宋初年」、「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南宋末年到元代初年」這三個區塊來討論這些文人經歷世變的不同現象。
五代到北宋初年的文人，在宋太祖統一天下後，可以畫分為兩類，一類為原來後周政權的文人，居住於中原地區；另一類是居住在五代十國的南唐、吳越、西蜀的文人。這兩類文人進入北宋後，原來在後周的文人適應得比較快，因為他們原本就處於北方的政權下，而五代十國的文人則可能需要再作些調整。來自他們身分的不同，作風也會有些差異。由於這個階段並非異族入主中原的時代，基本上還是漢族繼承漢族的政權，所以沒有所謂的民族英雄，沒有民族意識的起義，沒有強烈的反抗態度，再加上北宋皇帝宋太祖和宋太宗的「重文」的政策，禮遇文人，因此那些文人較沒有強烈的反抗態度。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經歷世變時會有兩種反應，其一為懷念昔日生活，如李昉、徐鉉在南唐時就做官，那時的生活條件很好，因而會勾起他們的懷念之情，再如鄭文寶的《南唐近事》，記載了一些南唐時的奇聞軼事，帶有一種懷舊的性質，所以懷舊是經歷世變的人會展現的一種主題，無論經歷哪一種世變，大都會懷念前朝佳處。其二，北宋的重文政策提供文人很多發展的空間，比如李昉編了《文苑英華》，五代的文人薛居正寫了《舊五代史》，他們可以修史、寫筆記、編書，他們做的工作跟文學有關，基本上沒有脫離本行，保有了基本的生活，因此他們的反抗不像南宋遺民那般強烈。其三，我覺得文學發展可能有它的慣性，前代文學會不自覺地影響到後代的文學，北宋初年的文人在寫詩方面，有人效法中唐的白居易體，有人效法晚唐的李商隱的義山體，後來還發展出西崑體；文章方面，受到五代的風氣影響而寫駢文，但是也有人去寫韓、柳的古文，如歐陽修之前的柳開等人，他們模仿了前一代的文學作品，這是文學發展的慣性作用，而當文學傳統沒有中斷的時候，前代文學即會被保留下來。這是我在北宋初年文人身上看到的三種現象。
再看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的文人，這群文人讓大家最注意的是出現民族英雄，以辛稼軒為代表，他們會反抗金人，有復國之志，包括李綱、岳飛，均表達了愛國思想；第二種類型的文人是經歷戰亂流亡之痛，從北方逃到南方，有流離失所的痛苦，並在詩文中流露出來，比如李清照可為代表人物；還有一種人，他的生活心境轉變了，比如朱敦儒，在北宋末年本來可以做官，皇帝召見他，他說他自樂閒曠，不適合做官，拒絕了出仕的機會，等到戰亂發生之後，他卻寫了「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這樣的詞，感嘆過去的生活再也一去不復返，而到了南宋高宗紹興年間，他還是出來做官了，做過秘書省正字、兵部郎中，這樣的情形即說明文人的心境會跟著時代轉變，而這樣的轉變有時是滿迅速的，像朱敦儒雖然活了近八十歲（1081－1159），經歷了三個階段，但是做官之後，生活並沒有跟著安定下來，也曾經被廢棄不用，也有不得志的時候，這樣的文人在動亂的時代就有不同階段的不同身分出現；在文學表現方面，他們會懷舊，會感慨時事，會發表愛國思想、抗金言論，這些都很容易理解。不過我覺得還要再指出一點，就是辛稼軒他們這些人始終有一些不如意、不得志的鬱悶之情，我們都知道他是位民族英雄，從山東來到中央政府所在地──南宋朝廷做了官，但始終不受重用，他們被歸類為「歸順人」，即後來才歸順到南方來的人，而不是一開始就受到南宋政權的信任的人，所以稼軒詞中多次表現出「閒愁最苦」那般的心情，這樣的心情也同時帶來稼軒的詩詞中慷慨悲歌的激昂語氣，像是「渡江天馬南來，幾人曾是經綸手？」而他到了晚年，卻寫一些小的景物、小的事物，描寫一些生活周遭有情趣、有味道的事物。相較之下，同時期的陸游，他的愛國思想是直抒胸臆的，希望能夠北伐，將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他有一種宋人昂揚進取的精神，會直接表達自己的心情，但稼軒到了晚年則否，詞中出現了很多比興、象徵，而且是避居、閒人的狀態，從一個抗敵英雄變成一個避居的閒人，因此稼軒詞中的豪放融合了一種悲鬱、悲苦的心情，他的詩詞文集作品並非全數豪放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所寫出來的作品是非常特殊的，稼軒詞寫得好出自於他的比興、象徵。稼軒的一生沒有受到重用而不得志，所以謝枋得後來為稼軒抱屈，為稼軒寫墓記時言：「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文致其罪。」後來人家以片言隻字陷害稼軒，稼軒終究沒有掌握到兵權，沒有聽到國家的邊政、軍事上的重要討論，沒有辦法參與，這可以用來解釋稼軒詞風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三要討論南宋的遺民情結，南宋的遺民身分有兩大類，一群是在金──華北地區居住的，另一群是在南宋居住的，這兩群人都有殉國英雄以及隱居終老的人。我們不能說金人就沒有民族意識，比方說王若虛、元好問一輩子都不為元朝做官，寧可隱居終老，因此不是只有漢人講求民族氣節。也有一群人是入元後再做官的，像是方回，可是他們出仕並非表示沒有民族氣節，而是為了保存漢文化而努力。因此，每個文人面對世變都有不同的作法，我們不能輕易地認定他們是否忠於國家。在元初的遺民中，北方重氣節者而不仕者如金人元好問，仕元者如耶律楚材、許衡等，南方不仕者如謝翱、鄭思肖、汪元量等，仕元者如趙孟頫、方回、戴表元等，雖然他們的背景不同，但是對於漢文化與文學傳統，均有所繼承的。在文學表現上有兩種現象：其一，選擇歸隱山林而終老，特別喜愛陶淵明的詩，陶淵明是一個有氣節的人，歸隱山林而不出仕，當生活越困窘的時候，遺民們更欣賞陶淵明在貧苦之中能夠怡然自逸的精神，和陶詩在整個宋朝非常盛行，因此，宗陶是一個路線。另一個路線是宗杜甫的，像文天祥有集杜詩，莫礪鋒曾經讚美文天祥的集杜，已從遊戲變成嚴肅的創作，所以集杜詩已經代表文天祥的成就，而像文天祥那樣的民族英雄對杜甫的喜愛，與杜甫的詩風──憂國憂民的內容相關。可知，文學上的慣性作用、時代背景，加上文人心志的自我選擇，會造成不同的文學現象。
因此，在做遺民文學研究時有兩點可以注意：其一，注意文學上的傳承、發展，作者是宗陶還是宗杜，其中具有作者的選擇傾向。其二，作者的細微表現，比如稼軒詞多用比興象徵，像周密、張炎、王沂孫等元初遺民，表面上在寫他們的生活情形，其中委婉地使用比興、象徵的技巧，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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