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大學「世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計畫

 張高評老師（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我準備就比較宏觀的視野，來談世變下宋代的知識份子與文化。分為四大面向：第一，為唐宋變革的問題。日本京都學派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他們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分期，認為唐代是中古史的結束，宋代是近代史的開端。這樣的一個提法，一般把它叫做“內藤命題”或者“內藤假說”。這樣的一個命題，對於中國學術的影響十分深遠。譬如胡適之、嚴復、王國維、錢穆、繆鉞、陳寅恪、錢鍾書，包括談到唐型文化、宋型文化的傅樂成——歷史學者，他們都是從這個角度去看唐宋的問題。影響歷史學界、中國文學界較大，所以我要從這個地方切入。宋代以後的元、明、清各朝，也大概屬於宋型文化特色，因為宋代具備近代歷史的很多特徵。這個事實，經過京都學派和現當代學者論證，大抵可以成立，值得參考借鏡。

宋代文化的表現，無論在政治、經濟、法律、兵制、人民、選舉任官、黨爭性質、學術文藝各個文化層面，都呈現根本的改變，與唐代有明顯的不同。剛才提到胡適之、嚴復、王國維、錢穆談到宋代文化和思想的課題，還有繆鉞談到唐宋詩的異同，陳寅恪談到宋代文化登峰造極的問題，錢鍾書談到中國古代的詩歌分為唐詩風格和宋詩風格的問題，大概都是從這個觀點衍發的。我們文學界對於唐宋變革跟宋代近世這樣的提法，似乎比較缺少關注。如果我們能從這個角度去做關注，可能對於宋代的文學何以和唐代不同？宋代的文化何以和唐代不同？甚至於宋代的經學、史學、思想、藝術何以跟唐代不同？將會有比較清楚的論述。推而廣之，以之考察宋元明清的文化和文學，也有很多值得借鏡之處。依據嚴復的說法，如果你想知道中國的歷史怎麼會變成近現代這個樣子？請你去看宋代的歷史。甚至有人說，如果你要預知中國未來的學術走向怎麼樣，請你去研究宋代的歷史。所以，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對於宋代的研究，設置一個比較鼓勵的項目。因此，我從「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談世變，是從唐宋型文化的變革談起。

從這個視角切入，第二個話題，就是雕版印刷及其傳媒效應。五代時，雕版印刷已用在刊刻經書上。到了宋朝開國之後，由於右文崇儒，實施科舉制度，提倡雕版印刷，成為政策主軸。雖然唐代也實施科舉制度，但是，宋代科舉考試錄取的人才之多，號稱「空前絕後」——北京大學歷史系張希清教授研究宋代的科舉制度，用此四字來形容。科舉考試可以改變命運，可以改變出身，可以改變階級地位，因此天下士人趨之若鶩。科舉考試錄取的人才大多當了地方官，就是我們說的知識分子。於是，作詩、填詞、作賦、寫文章等，主要就是這些人。當然，也包含了沒考上科舉的秀才。於是爲了要因應科舉考試，雕版印刷書就比較大行其道。士人讀書，除了寫本以外，多了一項印本的選擇。就好比我們臺灣，南來北往，除了搭乘高速公路巴士、乘坐臺鐵以外，還有一個選擇，就是比較快速的高速鐵路（高鐵）。讀書人要獲得知識的傳媒，除了靠傳統的謄寫抄錄外，還有一個便捷的傳播媒介，那就是印本圖書。一般而言，印本書的價格通常是寫本書的十分之一。因此，配合宋代的崇尚文治、配合宋代的科舉考試，寫本印本的競奇爭輝，促成了圖書傳播的多元，知識流通的革命。連真宗、仁宗皇帝都下詔鼓勵讀書。真宗皇帝〈勸學文〉所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云云；元雜劇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可見一斑。因此，宋人知識的獲得是多元的，圖書閱讀質量的多元精善，造就了百科全書式的宋代士人。

嘗試思考這種情況：宋代的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圖書傳播，除了傳統的寫本，還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化身千萬，無遠弗屆的印本圖書，知識信息量將是如何暴增和爆炸？當然，不是所有的寫本都有機會變成印本。哪些書可以選作印本？能夠大量銷售？這跟當時的文學風尚、跟當時的社會需求很有關係。在印本、寫本競奇爭輝，圖書流通方便的情況及衝擊之下，宋代知識份子所獲得的知識訊息，遠遠比唐代要多。這種情況不只是宋代獨有，元明清以後也大多類似。甚至現當代電腦的傳輸，資訊流通那麼迅速，一定會對閱讀、創作、傳播、接受有深遠影響。我曾經研究過這方面的問題，有興趣可參閱拙著《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

那麼，這個印刷傳媒的崛起，對於宋代學術有什麽影響？印刷傳媒在宋代非常流行，宋代號稱是印本的（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那麼，黃金時代的宋朝，這個雕版印刷對於學術研究到底有哪些可能衝擊？宋代的經學呈現復興革新，宋代的史學號稱空前繁榮，宋代理學思想建構自家特色，宋代的文學跟唐代的文學可以並駕齊驅。我個人認為，不管經學、史學、思想或者文學，宋人皆有其獨樹一幟的地方。宋代文學如宋詩、宋詞、宋文、宋賦，以及宋代話本、雜劇等等，都有它的時代特色。試問這種時代特色是怎麼造成的？其中因素很複雜。不過，最重要的關鍵，可能是雕版印刷加入了圖書傳播的市場。在任何時代，一旦新工具發明，新媒介崛起，一定會改變文化現狀，紙張的發明和應用，工業革命的機器代替人工，電腦的發明和應用，衝擊的效應顯而易見。雕版印刷應用在圖書傳播、知識流通、傳媒效應之深遠可以想見。它既促使知識的流通質量改變，文化的型態也因此有所轉換。就好像現在，研究生使用網路去搜尋資料，這就可能影響他們閱讀文本的輕忽草率。印本傳播是個兩面刃，便捷之外，《朱子語類》記錄朱熹憂心印本傳播的負面效應：「今人所以讀書茍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因為得來太容易，導致有時候沒能好好把資料充分消化。對於此類課題，值得我們研究。雕版印刷在非常繁榮昌盛的情況之下，對於圖書傳播、閱讀接受，甚至於創作、批評，到底有什麽影響？這方面的研究似乎還不多。這，屬於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值得同道投入探索。

影響宋代知識份子和文化的第三個層面，我認為是兩宋的政治變革。政治變革或指改朝換代，譬如南北宋之際、宋元之際。南北宋之際政治的變革，文人間產生所謂的主和主戰之爭。在詩、畫上就有一些影響，如〈文姬歸漢〉的圖畫出現；詩人題詠昭君和親故事，由北宋的9首到南宋增為30餘首等等。至於宋元之際宋亡元興，鼎革易代，又有一些遺民文化，這是王次澄教授的專業，可以參看她的大作：《宋元遺民詩論叢》等論著。政治的鼎革，對於文學、藝術，甚至是思想、文化有所衝擊，這是可以想見的。另外，我提到政治的變革，還有所謂的新舊黨爭。從北宋到南宋，黨爭不斷。在黨爭的情況之下，會造成學術走向的改觀。浙江大學、杭州師範大學的沈松勤教授，寫了兩本書：一本書叫《北宋文人與黨爭》，另一本是《南宋文人與黨爭》，都從比較宏觀的角度切入。另外，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慶振軒《兩宋黨爭與文學》，成果都值得參考借鏡。我們微觀去看的話，這種黨爭對於文學的創作、文學的批評，甚至於資料的編纂都有關係。我舉個例子：在北宋編纂完成的《詩話總龜》，它成書的時間大概在元祐年間。因此，元祐黨人像蘇軾、黃庭堅等人論詩的資料，都付諸闕如。《苕溪漁隱叢話》完成於南宋高宗時代，那時黨爭已過，就可以毫無忌諱把元祐黨人包括蘇軾、黃庭堅的詩編進去。所以，論文獻學的價值，《苕溪漁隱叢話》比《詩話總龜》來得高。另外，我們來看黃庭堅的詩學主張，在還沒有受到黨爭迫害以前（還沒有被遷謫貶官之前），他的詩學主張是經世致用，所謂「文章不經世，無異朝絲綴露窠」；可是被貶官以後，晚年的作品認為：詩歌不可指斥時弊，不可訕謗侵凌，要謹守溫柔敦厚之詩風。因此，黨爭是會改變文學的走向的。另外，郭紹虞談到宋人喜歡談詩，編寫很多詩話；而詩話絕大部份談的就是藝術技巧，很少談思想內容。宋代的詩話一開始，以及幾部總結性的書，像《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還有《詩人玉屑》，怎麼大部份都談藝術技巧而少談思想內容？我個人觀點，文字獄的繁興、黨爭的激烈，應該都有關係。這方面，學術界比較少觸及。這就像清代樸學的發達，將心力投入考據，不會有什麽問題。如果你要研究民生利病、反映明清的思想內容，可能就要觸犯忌諱了。關於這點，可以再作探討。

第四，我要談到的就是，學術流變的當代意義，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的發展到宋代，有些是自身形成的。譬如說，宋代的詩爲什麽和唐詩不同；宋詞，尤其是豪放詞，怎麼會跟《花間詞》婉約詞風不同；宋文跟唐文不一樣；宋賦也跟六朝、唐代的作品不同；宋代有話本（白話）小說，以前是文言小說如傳奇，再推擴些，連繪畫、書法、建築、園林等藝術也都多有不同。那麼，除了剛才說的那些可能因素以外，這可能是學術本身的一個自然流變。明袁中道〈宋元詩序〉所謂「處窮必變」；清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所謂：「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指的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