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大學「世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計畫

 夏曉虹老師（北京大學中文系）

謝謝主席。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我剛才聽到蕭老師（蕭麗華老師）在講她的元代文學研究的寂寞，其實我進入近代的時候，大概是因為進入得比較早，1980年代初，這時候近代文學研究在大陸真的是非常的寂寞，現代的看不起它，覺得它沒什麼文學價值，古代的也是同樣如此。最近幾年可能略有好轉，不過在大陸的情況，我覺得還是跟臺灣好像不太一樣。我是在古代文學教研室，我們近代沒有獨立的資格，在古代其實我也比較邊緣，我們的主體還是唐宋文學。所以我想可能大陸和臺灣還是不同，在我們的古代文學裡邊，中間一段力量還是很強大的。

講到這個題目，就是「世變下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文化」，我想關於「世變」的理解，主要是我自己做晚清比較多，從我們這邊講，「世變」跟前面幾位老師所說的還是有所不同。剛才胡曉明老師也講了，清末民初是一個最大的世變。我覺得，在這個課題的設計中，我們可以看出來，其實不只是鼎革異代，這是一個必須要考慮的關節點，還有一種就是外力的進入，比如說是異族的入主中原，那麼到了近代，就是西方文化、或者說是西學東漸這樣的一個背景。但是我覺得，從我們做近代的、清末民初的這些研究者的角度來看，「世變」放在清末民初的語境中，與此前所討論的戰亂、朝代更替或者異族入主中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此前的世變還是發生在傳統社會的體制中，而清末民初的世變屬於社會轉型。就是說，以前也有這個外力，也有異族入侵，但是，它雖然可能在領土上佔據了中國的很大的一塊，但是在文化上，中國還是比周邊的民族感覺更優越。而到了近代，這個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受到西力東侵或者說是西學東漸的衝擊，在外力的作用下，此時的中國不只是政治制度發生了根本改變，文化結構也出現了巨大的調整。我就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吧，這個時段是從舊中國即傳統社會向新中國即現代國家轉變的「過渡時代」。梁啟超寫過《新中國未來記》，其實他本來還想寫個《舊中國未來記》，現在是《新中國》也沒寫完，所以《舊中國》我們也看不到。但是我們知道他的意思，「新中國」在他來說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想像，「舊中國」是傳統社會的延續。梁啟超還寫過一篇文章，叫做〈過渡時代論〉，也就是說，他是把清末民初看作是一個「舊中國」、也就是傳統社會，向「新中國」、也就是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段。

處在這個過渡時代的很多知識份子，其心態與價值取向也與此前的讀書人大不相同。以前的士人處於世變之中，或者憂生，或者憂世，都是期盼回到傳統的常態的社會狀態中，是向回走。比如杜甫，他雖然是處在安史之亂，也還是一個朝代裡的動盪之中，但是，他考慮的已經是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們的目標都是回到古代。而清末民初先進的知識者，已經認識到社會變革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因此要向外看，向前走。所以，這個時代的知識者雖然也有痛苦，也有憂慮，但總的看來，傳統文化的精神負擔很小，而行動和思想的自由度空前擴大。像王韜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在上海的時候，就已經到了西人開辦的墨海書館裡工作；但是他同時好像也還有傳統知識份子的那種責任感，雖然身在民間，但是他也去上書江蘇巡撫，獻計剿滅太平軍；回到家鄉後，那時太平軍已經佔領了他的家鄉甪直，他又給太平天國的蘇福省長官寫信，為太平軍攻打上海出謀劃策。這些身份和謀略之間是互相衝突的，但他完全沒有忠誠度的顧慮。你是西方人的雇員，你又是大清國的子民，同時你在太平天國治下也可以做一個好百姓，這樣多重的身份，還有他給出的這些主意、這些謀略，互相之間都是矛盾的，但是我覺得他做起來都很坦然。這種情況好像只能放在近代，也就是說，只能放在傳統綱常正在解體、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時代才可以理解。當然，對於王韜來說，也還有特殊的上海洋場文化的背景，他在上海洋場文化的特殊經歷，也是他的這種互相衝突行為的特定的場景。就是說，這一批人好像活得很自在，他沒有傳統知識份子的羞愧或不安，我覺得這是近代的一個變化。

另外，就是在價值取向上。這個時期，梁啟超在價值取向上也更趨向西方而不是傳統，這使他的思想以求新為標誌。我講的是晚清民初、也就是說在五四之前的情况——因為1920年梁啟超從歐洲回來以後，他的價值取向是有改變的。我想就以一段毛以亨的話來概括。毛以亨所寫的《梁啟超》是最早的一本完整的梁啟超傳記，在我看來很有價值，雖然書很薄，而且放在「少年文庫」中，但我覺得少年人不見得真的看得懂。那本傳記是1957年在香港出版的，裡面對梁啟超有一段評價，我覺得十分精彩，他說：「中國人向來想法是尚舊而不尚新的，所謂新政新學，都是對王莽的貶詞；……朱子以舊學新知並舉，言新而不廢舊。……惟任公一味的提倡新，而且同時亦排斥舊，並以思想界之陳涉自命。他自署為新史氏，創造新名詞，建立新政體，以中國國民為新民，而名其報為《新民叢報》。全國從而效之，冠新字於一切名物之上，以示其高不可攀，與遠不可及。此後幾以新字代表好字，以舊字代表壞字。」這是毛以亨的一個觀察，我覺得他的觀察是相當準確的。

如果我們從梁啟超提倡的晚清文學改良來看，他講「詩界革命」，強調的是「新意境」，梁啟超對這個「新意境」的解釋，就是「歐洲之意境」，指的是歐洲文化；他提倡的「文界革命」也創造出「新文體」，即他自己受日本文化影響所創造的一種文體；「小說界革命」標榜的是「新小說」。所以和歷史上的文學變革相比，我覺得這裡求新的意識是非常的明顯。我們可以想到的在中國歷史上，像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的名言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北宋詩文革新的領袖歐陽修也以「學韓」相號召，明代前後七子更是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無一例外，都是以復古的形式求革新。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那些詩文革新，都是以一種復古的形式來達到革新的目標，所以都是要回到古代，其實面對的是當下的問題，是出於對當下文壇現狀的不滿。而晚清文學改良的取法對象則明顯是西方文化和日本的明治文學改良，大大減弱了對於傳統資源的依賴。梁啟超所開創的這種趨新的衝動也一直影響到《新青年》，以至現在。這種對「新」的推崇，把「新」當作一個褒義詞，雖然我們現在對這種完全否定傳統的做法有所檢討，但是「新」畢竟還是被當作一個肯定的詞語來使用的，這跟梁啟超在近代的影響有直接的關係。

   另外就是從「世變」如何進入士人的精神和時代的生活裡邊來看，我覺得這跟近代報刊的出現有很大關係。因為近代報刊的出現，它的廣布的通訊網絡和詳細的追蹤報導，也使世變更深地進入士人的生活與精神世界，是一種每日存在的刺激與感同身受。這和以前的讀書人對世變的感知有很大的區域性局限，更多是一種氛圍的感染不同。所以，從報刊的角度進入，可以發現近代尤其是晚清的文學無論是出於什麼樣的寫作目的，自娛自樂也罷，開通民智也罷，都會與新聞時事發生關聯。各種文類、文體的寫作，都無法擺脫時事的誘惑。就是梁啟超寫作《新中國未來記》，這本來是一種超前的寫作，希望寫成一部政治預言小說，但除了開頭關於1962年「維新五十年大祝典」盛況的鋪排，故事開講後的整個情節，始終沒有超出梁啟超寫作的「現在時」。從第四回引用的1903年1月的報紙新聞看，小說的情節進展與梁啟超的寫作完全同步，讓人疑心，他的這部小說至少也要寫上十年，而那正好是《新中國未來記》所預期的維新成功需要的時間。而無法超前，還是因為作者太關注時事。其中反映出了經由報刊的傳播，文學與世變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在近代，讀書人更關注時事，不管小說，還是各種各樣的文體，這種世變的侵入都是非常廣泛的。因此，瞭解其時時局、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成為理解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對於近代文學的研究者來說，需要重建閱讀現場，回到那個時代裡去。所以我覺得對近代文學來說，最難，或者說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其實不是那些文字、那些故事情節，而是那個背後的閱讀場景，這也可以說是一個大的世變的背景。好。謝謝各位。

學生提問：

老師在演講中提到新小說的概念，我曾經閱讀老師討論梁啟超和吳趼人關係的一些文章，其中新小說似乎要用來重建舊道德，藉由小說來改良社會，想請問老師對於新小說的「新」看法，是否是「新中有舊」？或者老師您對於新小說的「新」有什麼看法。謝謝。

夏老師回答：

關於新小說，它是不是新中有舊，從它被賦予的重任上可以看出。在我的研究裡，其實是將小說界革命看作是整個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中心。那小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或者說這麼高的地位？其實是因為小說有最廣泛的讀者群，所以從梁啟超他們的觀點來看，要想影響大眾、啟蒙大眾，小說就是一個最合適的文體。這樣，從啟蒙的角度來看，或者從傳統的「文以載道」的觀點來看，兩者沒有太大的區別。也就是說，你要傳達的東西，就是那個「道」，它可以是儒家思想，但是在這個時代，它換成了西方思想，或者說是維新思想，或者說還包括了一些新知識，因為梁啟超講，「新小說」可以「新國民」、「新道德」、「新學藝」，「學藝」其實就是指科學的知識、技術。所以回到他對小說的期待本身，也是受到了傳統「文以載道」觀念的影響。因此，到了20年代以後，小說在梁啟超的文學結構裡面完全沒有地位，本來他曾經認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而20年代他開國學入門參考書，那裡面都是一些詩詞或者戲曲，就是韻文類作品，小說完全不在其中。因此也可以說，小說對梁啟超來說始終是一個工具，它是一個傳道、或者說傳播思想的工具，所以它的價值是工具性的，不是文學性的。從這一點來看的話，我覺得他還是在傳統的觀念裡面來看待小說，並沒有更多的超越。這是我的一些想法。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