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老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各位同仁，各位同學，按照論題，把我安排在最後面，確實很合適，因為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和現代，而且我關注的是世變中人對於世變的追懷、想像、重構，以及如何藉此重構古今對話。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1997年曾寫過一篇文章：〈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這篇文章主要談一個問題：在晚清的時候，為什麼那麼多人關心六朝？張之洞曾經感慨「今人攘臂學六朝」，稱在同治光緒年間，很多文人願意談六朝，這是不祥之兆。六朝是個亂世，所以他覺得這有點可怕，後來清朝真的滅亡了。在清朝滅亡的過程中，很多文人學者、革命志士寫文章，其中有兩個人特別著名：一個是劉師培、一個是章太炎。這兩個人都喜歡談六朝，但是風格卻完全不一樣。
劉師培在北京大學教書時曾撰《中國中古文學史》，但是他在晚清時已經談六朝了，他的基本思路是按照文學的演進，最能代表中國文學特徵的是駢體文，第一這是美文，第二中國文字的特點都在裡面，所以他設想將來革命成功，要用駢體文作為我們的主導文體。而章太炎完全相反，他之所以關注六朝，首先是六朝人的學問，而後才是文章，或者說六朝人的以學問為文章。他認為，六朝的好文章，不是沈約他們，而是像〈洛陽伽藍記〉、裴頠、〈華陽國志〉，這一類是好文章，日後他的弟子魯迅、周作人都走這條路。我們談新文化運動，仔細觀察錢玄同的口號「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桐城派被批倒了，選學卻沒有被批倒，反而很好地跟新文學接軌，原因就在章太炎的弟子。經過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的努力，六朝文章改頭換面，成為現代中國文章重要的理論資源。
周氏兄弟的「散文」觀不同，魯迅談中國文章，是從先秦談到魏晉為止，而周作人談中國文章，則是從六朝到晚清。兩個人各有自己的趣味，魯迅對嵇康、阮籍的關注和周作人對於顏推之的推崇，呈現出對待亂世不同的思考。所以，我想借助晚清和現代的中國文人學者對於六朝的思考和想像來拓展整個文學的空間。
文章寫完後，我剛好到美國訪學，於是和王德威商量，我們都認為這件事值得繼續推進。於是，2000年我們在北京大學合作主持一個國際會議，主題是「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基本思路是：這一代人，當他們處於亂世的時候，他們會想到前面的那一個亂世，譬如晚清的人為什麼要討論晚明？因為他們身處的處境有某些相近的地方。這個會議集中當時北美、歐洲和大陸研究晚明和晚清的學者一起來討論：用晚明來觀照晚清、或用晚清來想像晚明，這樣會是怎麼樣的結果？這個會議的論文集出來後，激發了我的學生秦燕春撰寫博士論文《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此論文2006年完成，2008年出版。她借助大量晚清報刊上的詩文、筆記、小說、戲曲、論述等，來看那一代人是怎樣想像晚明的。這本博士論文出來後反響很好。當然，此論文撰寫中碰到的困難，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警醒。
在我的閱讀視野中，王瑤先生的《中古文學史論》特別值得關注。王先生是我念博士生時的導師。此書的雛形是他的研究生論文，在西南聯大時寫的。王瑤先生去世以後，他的朋友，季鎮淮、范寧等人再三談及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我後來將此話題往前推展的動因。范寧先生說：「當年在西南聯大的研究生，所有的人都在談六朝，不管學文學、學歷史、學哲學，都在談六朝。」在當時戰爭狀態下，考到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大家聚在一起，喜歡談《世說新語》，談六朝詩文，為什麼？因為裡面有「南渡」的情結。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北歸前，在昆明聯大遺址立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是馮友蘭寫的。馮友蘭說：「中國歷史上，南渡有四次，晉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抗戰中這是第四次南渡。只有這第四次，南渡了，還能北歸。此前，中國歷史上，只要南渡，就都回不來。」這個「南渡情結」，導致當年西南聯大乃至整個大後方的教授們、學生們都喜歡談六朝，教授們中包括馮友蘭寫〈論風流〉、宗白華寫〈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湯用彤出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賀昌群完成《魏晉清談思想初論》等。我相信，那個時代的讀書人，之所以熱衷於在戰爭狀態下談論六朝，某種程度折射了他們對於前代的亂世經驗的思考。
談一點我自己的觀察。九年前，我在台灣大學教過一年書。來到台大中文系，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這裡的六朝研究很強。仔細想想，這裡蘊含著臺靜農等人當年渡海以後的情懷在裡面。後輩學生不見得有這個感覺，但我讀臺靜農50年代、60年代的論文，能感覺到這種情懷。剛才王學玲教授說：「其實一代人作學問有一代人的情懷。」上一輩作學問是有自己的思考在裡面，到了學生這一輩，很多人只是埋頭做學問而已，有點可惜。
抗戰的故事比較好說，因為這個「世變」，最後我們勝利了，沒有改朝換代的問題。正因為抗戰勝利，班師回朝，大家關注的是生活在重慶、昆明的這些人，不太考慮那些留在淪陷區的讀書人。當年在東南沿海、在東北、在華北，大部分國土是被日本佔領了，於是有了「偽北京大學」之類的問題。當年留在北平的讀書人，他們的苦悶和他們的追求，我們是不太好體會的。我們談得比較多的、比較容易體會的，是那些跟隨國民政府漂泊西南的讀書人。
回過頭來，我們來看世變中人的複雜性，有幾個問題值得關注。第一個，歷史的記憶是重疊的。今天這個題目「世變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值得作，我們可以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一代又一代重疊的記憶？當我們來談世變中人的時候，你會重疊了很多層記憶：抗戰的記憶、晚清的記憶、晚明的記憶、宋元之際、還有六朝的記憶等，不斷的往前推進，你會發現這個記憶是如此重重疊疊，曲徑通幽。兩三年前我來這裡參加焦桐舉辦的一個談「飲食文學」的會議，我說了一個故事：抗戰前夕以及抗戰中，在北平，有好幾個文人寫文章談糖炒栗子。為什麼？當然是因為陸遊的〈老學庵筆記〉。可見記憶這個東西，是割不斷的、是可以生長、不斷重疊的。
第二個，這個記憶是超越文類的。超越文類的意思，就如同剛才王基倫教授的提醒，不該將目光局限在中文系、歷史系或哲學系。不能只關注自己領域裡面的作品，應該把文學的、史學的、宗教的、人類學的、地理學的各種各樣的書帶進來。談世變中的記憶，一個努力方向就是，不同專業的人聚在一起，共同討論。知識背景太接近，這樣的對話，是有點遺憾。
第三個，凡是大時代，必有浩浩蕩蕩的主流，而主流容易掩蓋個個別人的追求與思考。談論大時代，譬如抗日戰爭，首先判斷你是漢奸、是革命志士，還是殺身成仁等，這一大判斷下去以後，一不小心，個人的複雜性往往會給泯滅掉了。所以，越是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越要考慮具體人的複雜性。而在這裡面，我提一個大家較少提及的問題：我們都說宋遺民、明遺民，為什麼不談元遺民？為什麼不談民初的遺民？最近這些年，在美國、在中國都有學者關注民國建立以後，那些忠於清朝的詩人們，譬如說鄭孝胥等，他們在租界裡面寫詩，如何看待風雲驟變的世界。怎麼看待這一類遺老的學問、遺老的人格以及遺老的詩？
對於研究者來說，談世變中的思考，作宋代、作元代、作明清是比較方便的，因為有各種資料庫可供檢索。麻煩的反而是談晚清和民國初年，因為電子資料庫沒有建立得很好，且零散的資料太多。多到什麼地步呢？就是你明明知道有這東西，卻不知道藏在什麼地方，很可能分散在全世界各大圖書館裡。除了資料很難找，還有就是資料太多了，該怎麼判斷？一個晚清或民國初年的詩人，他活了幾十年，在報刊上寫了那麼多文章，而且立場多變，怎麼辦？這個時候，單是下苦功還不夠，作大判斷是最難的。
再回到操作性的問題。其實，像這樣複雜的題目，王次澄教授九人團隊來作，將來碰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那就是你怎麼把這麼多複雜的思考統合起來。如果還是你作六朝，我作宋代，而他則談的是晚清，全書很可能缺乏整體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如同我剛才所說的，請記得我們的歷史記憶是重疊的，在這種重疊性中展開真正深入的對話，才能達成這個課題的目標。
謝謝大家！
張玥提問：
各位老師大家好，我想問陳平原老師，晚清和晚明小說的分隔？或是在敘事方式有什麼比較明顯的差別？感謝陳老師。
陳老師回答：
大概妳在作這方面的論文，所以才問這樣專業性的問題。談論晚清的小說，我們一般會更多考慮西方小說的影響，譬如說翻譯小說進來以後才開始出現的一些變化。無論敘事方式，或是小說的整體結構，確實變化很大，這個變化的過程，大概是到了1920年代末才基本定型。嚴格來說，是那些被我們挑選的「晚清小說」，和晚明小說拉開了很大的距離。無論是我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或是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那些晚清小說都是被我們挑選出來的，是我們認為有「新因素」的晚清小說。其實，晚清小說還有很多傳統的因素。建議你研究晚清小說時，具體落實到某小說類型，譬如，談俠義小說與談言情小說，這兩個小說類型與晚明的聯繫就很不一樣。這樣思考，或許會比較深入一點。謝謝！
許汶琪提問：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戲曲所碩二的許汶琪，我想問陳平原老師，老師剛才有講到近代報刊使文人對於世變的感覺更為深刻，剛剛聽其他老師說在世變的時候，知識分子他們還會產生另外一種情緒反應——隱逸。那麼在清末民初的時候，是否也有這樣的傳統繼承下來呢？還是那時候的大家其實比較期待的是「求新」、「求變」跟「改革」，然後在哀傷之外是否也有這樣隱逸的心情？謝謝老師！
陳老師回答：
謝謝妳的提問。如果是文人學者的話，他雖然隱逸，但照樣寫作，就像那個鄭孝胥一樣，躲在上海的租界裡面，照樣寫詩。只不過，以前寫詩可能藏之名山傳諸後世，現在不一樣，寫完馬上發表，因為有報紙雜誌的方便。所以說，晚清以後，世變中知識分子心態的呈現，比以前更加清晰。因報刊的便利，他們的行蹤與寫作，隨時可以呈現出來，所以，我們可以獲得很多精彩的細節。以前只能靠粗線條的傳記，而晚清有名的文人學者，他們的日常生活及寫作常常在報紙上出現，只是找得到找不到而已。有了這麼多生動有趣的細節，研究者比較容易理解或描述他們的心態。
古景伊提問：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如果談到世變，我記得以前參加過一個研討會，講到明清這一時期，很多老師會喜歡談到物質文化這部分，那時我就有看到一篇文章討論黃遵憲的詩文，裡面有描述很多新器物，如：輪船、火車和熱氣球之類，然後那個老師報告完以後，有個老師就感覺說這些物質文化的研究中好像缺少一些東西，他覺得是種認知模式的改變。不曉得各位老師遇到歷代鼎革，所謂認知模式的轉變是不是像前面一位老師說知識論的改變，還是有其他說法？還有一個問題我想問陳平原老師，因為陳平原老師以前有討論過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最近我讀到蒲安迪的《中國敘事學》，他有討論到至四大奇書以後，有一種「奇書文體」的出現，不曉得老師對照這種「奇書文體」的轉變，老師有什麼看法，謝謝！
陳老師回答：
我就回答「敘事」的問題。蒲安迪的《中國敘事學》是他在北京大學的系列演講，更應該關注的是他的專業著作《明代四大奇書》。蒲安迪先生力圖把明清的評點帶到明清小說研究中來，也就是說，用這個時代產生的批評眼光來解讀這個時代的小說創作。說白點，盡可能用金聖嘆、張竹坡他們的眼光，來閱讀明清小說。這一嘗試很有意思，值得進一步探索。至於「奇書體」，我覺得不太成立。「奇書體」這樣的概念，早就被魯迅等人的研究所覆蓋。在我看來，所謂四大奇書、五大奇書、六大奇書，不是可供分析的概念。比起魯迅的類型學思路——如志怪小說、歷史演義、言情小說等，「奇書體」邊界太模糊，很難展開深入研究。我認同近年來學者們對於中國傳統批評方式的發掘與表彰，但不太信任直接用評點之學研究明清小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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